1599—17世纪初
在家族工房中承接蒔绘
幸阿弥长重生于1599年,卒于1651年。三得利美术馆介绍他为幸阿弥家第十代;这个家族自室町时代至江户时代持续为当时的政权制作蒔绘。长重的署名与作品,因此也处在一套家族工房和委托关系之中。
这里的蒔绘不是孤立的表面装饰。金银粉、漆层与器物形制共同决定图案可以如何分布;当委托对象是婚礼调度时,家纹、吉祥图案与整套器物之间还必须建立联系。
江户时代的蒔绘师:以成套器物承载婚礼、家纹与文学主题
Kōami Chōjū · 幸阿弥長重
一件漆盒怎样同时说出婚礼的身份、祝愿与文学趣味?幸阿弥长重的作品给出一条具体路径:纹样在盖面、侧面与内壁之间连续展开,单件器物又与整套调度彼此呼应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保存的两件漆盒,以及日本馆方对大型婚礼调度的记录,让我们看见他与家族工房如何处理不同规模的制作。

1599—17世纪初
幸阿弥长重生于1599年,卒于1651年。三得利美术馆介绍他为幸阿弥家第十代;这个家族自室町时代至江户时代持续为当时的政权制作蒔绘。长重的署名与作品,因此也处在一套家族工房和委托关系之中。
这里的蒔绘不是孤立的表面装饰。金银粉、漆层与器物形制共同决定图案可以如何分布;当委托对象是婚礼调度时,家纹、吉祥图案与整套器物之间还必须建立联系。
1628
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将这件砚箱归入1628年胜姬嫁与池田光政时的婚礼调度。馆方说明,这套器物由幸阿弥家工房承制:密集的绫杉形折线铺开底纹,狮子、牡丹与德川家的葵纹在其上出现。不同纹样各有含义,放进同一组器物后又共同表明委托者的身份。
闭合时,盖面上的折线几乎不断延伸到盒身;打开后,砚台、笔与内侧画面仍属于同一件器物。砚箱不是一张加上图案的平板,而是在使用动作中逐层展开的漆面。

1628年 · 同一砚箱的正视图
近看可辨认折线底纹、花枝和三个葵纹;图案并非只靠金色明暗区分,也依靠线条密度与起伏。
幸阿弥长重名下。藏品与图片: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
约1633
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将另一件手箱定为约1633年,题名指出装饰取自《新古今和歌集》中的诗。与1628年砚箱一样,它也以金银蒔绘组织画面;不同的是,观看这件盒子必须绕到侧面,才能接续盖面和盒身上的景物。
从这两件馆藏品看,长重名下的制作并没有把图像固定在一面上。盒盖、前壁与侧壁为图案提供了先后出现的空间;这是器物形制参与叙事的一种方式。


约1633年 · 同一手箱
换到另一面,花枝、水纹和盒身前侧的金属扣件构成新的观看次序。
幸阿弥长重。藏品与图片: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
1639
德川美术馆藏“初音”婚礼调度与千代姬1639年的婚礼相关。三得利美术馆记述,“初音”“胡蝶”等蒔绘调度出自幸阿弥长重及其工房,图案取自《源氏物语》不同章节。这里的观看单位已经不只是一个盒盖,而是一批在婚礼中共同出现的器物。
日本文化遗产资料把长重与工房列为“初音”调度的制作者。成套制作要求主题在不同用途的器物之间反复出现,同时让每一件保持各自的功能和形制。
把1628年的狮子牡丹调度、约1633年的诗歌手箱和1639年的“初音”调度并置,可见长重工作的一个持续问题:如何让纹样不仅装饰一件器物,还能组织一组器物的关系。
一
馆藏记录以幸阿弥长重为作者,也指出婚礼调度由幸阿弥家工房承制;大套器物需要多人协作。
二
砚箱和手箱的盖面、内侧与盒壁各有画面,取放与转动器物会改变图案出现的顺序。
三
从家纹与吉祥图案到《源氏物语》章节,婚礼调度中的单件作品需要与全套的视觉语言相连。
幸阿弥长重的漆艺实践,让我们从一件盒子的表面继续看到工房、委托与成套器物之间的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