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田家印笼莳绘的世袭作铭；馆藏多见署“常嘉斎”的江户—幕末作品
Yamada Jōkasai
“常嘉斎”写在印笼底部时，并不自动等于同一个人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《木莲鹦鹉莳绘螺钿印笼》的说明里写道，款识“Jōkasai”可指山田家自17世纪晚期以来多名使用此号的艺人；同一馆又把另一些器物标为“Yamada Jōkasai（1681–1704）”，却定年为19世纪。东京富士美术馆则单独著录六代山田常嘉（？—1849）。本页把馆藏作品与这些彼此不完全重合的记录放在一起读。
17世纪末起
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为《木莲鹦鹉莳绘螺钿印笼》撰写的说明指出：器底款识为“Jōkasai”，这个署名可对应山田家在17世纪晚期之后多名使用该名号的艺人。也就是说，见到“常嘉斎作”，需要先问是哪一代、哪一位，而不能默认成单一作者。
馆方目录里的标法并不统一。同一批印笼中，有的条目写“Yamada Jōkasai”，并附生卒年1811–1879；有的写“Yamada Jōkasai（1681–1704）”，器物年代却标为19世纪。Wikidata条目Q45349512亦采用1811–1879。这些数字来自不同馆方记录，本文并列注明，不把它们强行合并成一个人的生平。
？—1849
东京富士美术馆在《比翼鸟莳绘印笼 铭 常嘉斎》的作家说明中，把作者记为六代山田常嘉（？—1849），通称英次郎。说明写道：文化十四年（1817）他成为养父常嘉（五代）的养子，同年继承；文政四年（1821）御目见；次年因大御所德川家齐任从一位左大臣，参与进献御太刀的莳绘，并多次调进刀装；嘉永元年（1848）因病隐居。
富士的六代卒年（1849）与大都会、Wikidata所记的1811–1879并不相同。本文不作裁决，只分别标明出处：读到“六代”时依据富士说明；读到大都会标1811–1879的条目时依据该馆与Wikidata。
富士所藏那件比翼鸟印笼本身未作为本页配图（馆方图像使用条款与本站公有领域配图规则不同）；本页配图全部来自大都会已标明公有领域的原图。
19世纪
大都会《木莲鹦鹉莳绘螺钿印笼》（馆方日文题名含“山田常嘉斎作”）为红漆地，金莳绘，并有剔红与螺钿。一面是停在枝上的白色鹦鹉，旁有木莲；另一面花枝继续延伸。馆方把此件归于 Yamada Jōkasai（1811–1879），同时在说明中强调“Jōkasai”可指山田家多名艺人。
山田常嘉斎，《木莲鹦鹉莳绘螺钿印笼》正面，19世纪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，13.67.34，公有领域（CC0）。
山田常嘉斎，《木莲鹦鹉莳绘螺钿印笼》背面，同一器物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，13.67.34，公有领域（CC0）。
随附的根付雕成罂粟，牙质；绪缔为红绿漆圆纹木珠。印笼本身的装饰重点在鸟羽的白色螺钿与红地对比，花瓣边缘也嵌着薄片。
19世纪
另一件四段印笼，馆方标题为茶屋（正面）与三位行旅者（背面）。技法记录为平莳绘、高莳绘与梨子地。画面一边是街边茶屋的屋檐与人物，另一边是路上的行人。馆方艺术家栏写作“Yamada Jōkasai（1681–1704）”，器物年代为19世纪——年代与括号中的数字并不落在同一世纪，本页按馆方现有著录展示，不改写馆方字段。
山田常嘉斎，《茶屋与行旅莳绘印笼》两面，19世纪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，13.67.84，公有领域（CC0）。
山田常嘉斎，《茶屋与行旅莳绘印笼》局部，同一器物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，13.67.84，公有领域（CC0）。
19世纪后半叶
第三件印笼，正面是一具摆放的甲胄，背面是男孩节所用的瓶子之类器物，黑漆地上金与色漆，并嵌螺钿。馆方定年为19世纪后半叶，艺术家栏同样写作“Yamada Jōkasai（1681–1704）”。把甲胄画在印笼上，和把茶屋、鹦鹉画在印笼上一样，都是把身边或节庆里的器物、生物收进可悬于腰间的小盒。
山田常嘉斎，《甲胄与端午瓶莳绘印笼》正面，19世纪后半叶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，13.67.83，公有领域（CC0）。
山田常嘉斎，《甲胄与端午瓶莳绘印笼》背面，同一器物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，13.67.83，公有领域（CC0）。
一
款识“常嘉斎／Jōkasai”在大都会说明中被明确写成可指山田家多位艺人。
二
富士的六代（？—1849）与大都会／Wikidata的1811–1879，以及标成1681–1704却定年19世纪的条目，需要分开阅读。
三
鹦鹉与木莲、茶屋与行旅、甲胄与端午瓶，都画在可悬佩的印笼上，题材贴着日常与节庆。
把三件大都会公有领域印笼和富士对六代的说明放在一起，看到的不是一条被写死的个人年表，而是一个在江户到幕末被多代人使用的作铭，以及博物馆目录怎样用不同方式给它归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