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4世纪前半叶
牡丹纹盘：在红漆中刻出花叶的厚度
杨茂活动于十四世纪中叶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将这件小盘归于他，并以牡丹和叶片的深刻，联系到十四世纪前半叶的中国雕漆。盘面很浅，花叶却层层凸起；沿着花瓣边缘向内看，漆层被雕成高低不同的曲面。
浅盘容纳了起伏很深的花叶。花瓣在红漆面上相互掩映，叶脉则把视线引向雕刻的边缘。漆层的厚度在这里成为花形的厚度，也让“雕漆”不只是一种表面纹样。
杨茂
十四世纪中国雕漆艺人：漆层、卷纹与器底名款
Yang Mao
怎样从几件相隔数百年的馆藏器物，走近一位元代漆工？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将牡丹纹盘归于杨茂，又在两件剔犀漆盒的器底记录了他的名款。盘面与盒盖呈现不同的雕刻方式，名款则把观看引向器物的背面。
沿器物走近杨茂
14世纪
剔犀香盒：卷纹切开叠加的漆层
另一件小小的香盒把观看从花叶转向旋转的卷纹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将它记录为十四世纪的中国剔犀：红漆表面的沟槽显出深色漆层，纹样因而像在漆里流动。俯身看细部，层与层沿着刻痕延续，盒身的边缘也接住了这一节奏。
盒底刻有杨茂的名字。把正面的卷纹、刻痕中的色层和背面的名款连续看，便能理解这件器物为何进入杨茂的资料线索：漆工的名字留在器底，材料的组织则留在可触的表面。
《剔犀香盒》，14世纪，底部有杨茂名款
《剔犀香盒》，14世纪，底部有杨茂名款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。
《剔犀香盒》卷纹细部，同一器物
《剔犀香盒》卷纹细部，同一器物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。
《剔犀香盒》底部杨茂名款，同一器物
《剔犀香盒》底部杨茂名款，同一器物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。
14世纪后半叶
剑环纹盒：把卷纹扩展到整个圆盒
这件更大的剔犀盒，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定在十四世纪后半叶，盒底同样有杨茂名款。盖面与盒身都布满对称的卷纹；从斜侧看，凸起的红漆和下方的深色层一同显露。俯视时，卷纹又围绕圆心组织成完整的盖面。
馆方认为，盒的雕刻与设计显示它可能作于杨茂活动期间，也可能出自他本人之手。与香盒并看，卷纹从掌中小物扩展到较大器形，圆盒的盖面、腰线与底座都参加了同一组纹样的节奏。
《剔犀剑环纹盒》，14世纪后半叶，底部有杨茂名款
《剔犀剑环纹盒》，14世纪后半叶，底部有杨茂名款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。
《剔犀剑环纹盒》盖面，同一器物
《剔犀剑环纹盒》盖面，同一器物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。
器底与流传
名字如何随器物留存
牡丹纹盘的“归于杨茂”和两件漆盒的“杨茂款”，是三种馆藏记录之间的连接。前者是一项作者归属判断，后者是器物上的可见题名。它们让元代雕漆的红漆花叶与剔犀卷纹，能够在今天被放到同一个人物名下讨论。
从盘面移到盒底，观看的动作也变了：先读形与色，再读名字如何落在器物上。杨茂并非只由一个年代或一项技法概括；归属、款识与制作形式一起构成这位十四世纪漆工的历史轮廓。
贯穿这些器物的三条线索
一
雕刻使漆层可见
牡丹盘的深刻和剔犀盒的沟槽，都让表面之下的材料进入视线。
二
纹样顺着器形走
花叶铺满浅盘，卷纹则从盒盖延伸到盒身。
三
名字留在背面
器底名款与馆藏归属，让后人得以继续辨认杨茂相关的漆器。
三件器物把红漆、深色漆层和题名带到同一条观看路径中，也为认识元代漆工杨茂留下了具体的起点。